映象新闻

(18)这些教义更多源于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对德国法上该原则的引介以及在台湾地区应用情况的论述。

如果在立法上全国人大撤销或修改了自己制定的《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那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因缺少了可适用的空间范围，自然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合宪性依据。特别行政区是由《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第14项的规定确立的，因此，特别行政区是宪法规定的单一制国家形式中的地方行政区域。

该条明文规定了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事实上，基本法只是全国人大根据具体情况对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制定的基本法律，《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第14项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一套完整的宪法制度，基本法只是在确立特别行政区制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没有包揽或全部实现宪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功能尤其是，在未来社会信用立法中——包括制定统一的社会信用法和分散于各单行规范文本中的社会信用条款以及修改清理现有规范，如何才能使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成为具有实质意义的立法原则，在立法和行政规则制定环节就可起到规范作用，进而，在事后的规范审查(备案审查或司法审查)中也能成为行之有效——虽然效用空间有限——的审查标准，是一个极具挑战性、需要认真应对的课题。然而，它们又基本采取的是本文认为严重涉嫌禁止不当联结原则的不特定失信与不特定惩戒的联结模式。(63)陈清秀：《行政法的法源》，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

其次，失信被执行人禁任人民陪审员。例如，在限制招录公职人员的措施与促进交通诚信的目的之间，在限制参加小客车摇号登记与促进个人诚信之间，很难发现合理关联。(4)限制或取消财政资金补助、行政优惠政策以及政府给予的表彰奖励。

针对不特定多数人民作抽象、一般性规定时也必须确保手段与目的的正当合理联结。参见表1失信设定模式的不当联结风险与立法选择。所以，过惩相当虽然有能力防止多方联合惩戒明显超出行为人过错的情形，但并不能在有联结的情况下判断哪些联结是正当的、哪些不是正当的。这些领域即便有特别的法规范，也不会对消费的高低作出规定。

第二，失信行为与失信惩戒之间的不当联结，即不分类别、不分领域、不分失信行为轻重的惩戒现象严重。然而，由于前一种方案普遍存在，而后一种方案中依法的空洞化可能性更大，所以，目前地方综合立法给出的联结模式是令人担忧的，是不应该为未来全国统一立法所借鉴的。

(57)有限政府原则在我国官方文件中的表达是多种多样的，往往与限缩政府、放活市场和社会联系在一起。(18)这些教义更多源于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对德国法上该原则的引介以及在台湾地区应用情况的论述。可见，与不履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义务、拖欠农民工工资且情节严重的行为不同，科研失信行为是发生在科研领域的一类失信行为，其表现形态是更加具体化的一个个单项行为和情形，每个单项行为都有其独特的构成要件。⑤本文所称规范文本包括《立法法》认可具有法律渊源地位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最后，无论是严重失信，还是一般失信，都是相对开放的概念，都涵摄不特定的失信行为。其中，一般失信惩戒措施基本包括：(1)在日常监管中，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增加监管频次，加强现场检查。因为，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之前，对违法者加强监管本身就是各监管部门权限范围内的裁量事宜，现在纳入社会信用体系之中也未尝不可。但是，不同的设定模式，蕴含着失信设定不当的风险以及判断是否不当的难度是有高低之分的。

(四)拒不履行国防义务，危害国防利益，破坏国防设施的行为。2016年，报纸期刊文中出现该提法的篇数达到三位数(211篇)，于2019年达到最高峰(489篇)，2020年才见回落(237篇)(75)。

(29) 从以上三个方案可知，抽象框架路径的论者的确给出了禁止不当联结原则适用时应予考虑和分析的关系维度：行为信息与公共信用失信信息之间的关系。《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第29条第2款同样类似，只是兜底条款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严重失信行为，比湖北省的国家规定范围要小很多。

在解释论上，希冀本文能够为某个行为与失信的联结是否正当、某个失信惩戒措施与失信行为的联结是否正当的问题提供分析工具。易引发争论的是，如前文所述惩戒措施直接或间接影响行为者以外的第三人。凡此种种，信用惩戒在不同维度上都会受到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占座与申请财政资金资助并无合理联系(24)。就内容而言，大致上可以分为失信记录、提醒告诫、重点监管、声誉不利、资格限制或剥夺、自由限制等六类。(60)即便如此，如果说在规则设计上无法加以细分，在实际操作中也应将其定位为一种需要审慎裁量的措施，而不能动辄即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与违反法规范以外规范的行为不同，违法行为本身就是对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的威胁或侵害，就会有政府规制于事前或事后介入。该方案认为，就公共信用惩戒而言，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应当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公共信用信息与失信之间的不当联结，即公共信用信息泛化的问题。

进入 沈岿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社会信用 失信 信用惩戒 禁止不当联结 。(二)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法释[2015]17号，2015年7月22日颁布和实施。然而，此次会议所提约束性要求并没有明确提及学界已经多有议论的信用惩戒禁止不当联结原则，该原则对于何处受限问题的回应可能会更加直接。

当社会信用惩戒以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为指导方针全面铺开、渐有肆意滥用之时，禁止不当联结原则也就自然被论者用来批评该现象。换言之，个人或组织违反纪律、合约、道德、职业伦理等的行为信息，可以由国家以外的市场或社会组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收集、使用，但不应随意进入由国家(政府)负责的公共信用信息，后者应该收集、使用的原则上是违法信息。(2)行政机关的双方行为。有些属于违约性质的行为，如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在个案中侵害被违约者的合法权益，更会造成群体性事件、社会矛盾激化或者经济领域的严重不平等，而传统上依托违约追责机制的劳动法、合同法的实施不足以遏制此类问题，国家由此希望政府规制之手实施提前的、积极地介入的，那么，通过法律、法规或规章将其列为公共信用失信信息，并与联合惩戒挂钩，也是有其合理性的。

第二，失信联合惩戒只惩戒行为人行为所在领域，并不当然及于其他领域，即不同性质的事项领域不能无条件地联结。简言之，婚姻登记上犯有严重过错的，不应该在从事经济、商业、信贷等活动上受到限制。

此外，还需要引起重视、关注和警惕的是，最高法院关于限制失信者高消费的创举，有被扩大延伸到行政监管领域的迹象。在前信息时代，对个人行为进行观察的距离远近决定监督所需信息收集成本的高低，天高皇帝远的政府只有借助保甲制度和连坐机制，在疆域辽阔、官僚数量少、政府规模小的情况下实现有效治理。

(43)2018年11月5日发布并实施。第一，根据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反恣意的核心精神，前文第四部分所揭失信与惩戒措施的联结方式，有的以拇指法则(rule of thumb，即经验法则)就可初步判断其难以成立或至少严重涉嫌不当联结，应该为以后关于信用惩戒的规则设计者所戒。

就目的而言，虽然所有的惩戒措施都有或多或少的威慑动机和作用，但在直接目的上，可以分为加强监管(失信记录、提醒告诫、重点监管等都属于此类)、风险警示(向社会公众给出风险提示和警告，如公开失信黑名单、对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等发布风险警示)以及制裁(如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资格限制或剥夺、自由的限制等)。只是，由于信用惩戒一词被广泛使用，人们的习惯接受度更高，故本文仍然沿用之。(13)李建良：《行政法上不当联结禁止原则》，《月旦法学》2002年第3期。又如，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军区印发广东省关于拒绝、逃避服义务兵役行为处罚办法(暂行)的通知》(48)第8条第2款的规定：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将公民拒绝、逃避服义务兵役的严重失信行为纳入个人信用记录并通过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依法依规公开共享，对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

(3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7年9月25日发布的规章，2018年1月1日起实施。最后，失信者限制高消费。

(2)违反其他规范的行为，若已经成为普遍社会问题，严重影响公共秩序，需要国家规制(通过行政与司法)介入，且非失信联合惩戒不足以有效规制的，则可以考虑列入公共信用失信信息。二、信用惩戒不当联结的拷问与困惑 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概念源于德国，但其精髓在多国皆有反映，只是原则和规则之形式与内涵有同有异。

例如，《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31)第17条第3款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履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义务，情节严重的，受理投诉部门可以依法依规将其失信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将相关涉企信息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依法实施失信惩戒。(6)限制获得相关荣誉称号。